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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當行業的一起任性裁判

2017-09-05 16:24:34      點擊:
典當行業的一起任性裁判
  一個裁決,加入了法官自身的任性價值判斷與自我認知條件下的利益衡平,最終會發生對本來應該可以具有确定性的裁決結果的背離,進而可能導緻同一類型案件争議再起,損害一個行業的交易慣例以及生存法則
  裁決一個案件,雖然訴辯雙方、居中裁判者都在适用同樣的法律、都在認定同一種事實的基礎上來參加同一案件的庭審活動,但由于種種原因,卻不适用應該去适用的、能夠去适用的、而且可以被認知的一套共同的話語系統、通過庭審活動符合邏輯地達至裁決結果,而是加入法官自身的任性價值判斷與自我認知條件下的利益衡平,最終發生對本來應該可以具有确定性的裁決結果的背離,進而可能導緻同一類型案件争議再起,損害一個行業的交易慣例以及生存法則。
  典當行業的一起任性裁判
  在典當行業,曾經發生過這樣一個案例,深刻揭示了偏離或背離确定性結果對于交易效率、鼓勵守約的深深傷害。
  2007年6月4日,A典當行與B簽訂《房(地)産典當借款合同》,B借款金額人民币300萬元,抵押物為B名下的房産,雙方約定月息費為借款本金的3%,逾期絕當的,除收取本合同項下繼續發生的息費,并另加如萬分之五的罰息,作為本合同項下的違約金。因為B名下的房産被另外的債權銀行查封,要求參與抵押财産經司法拍賣處置以後的價款分配,債權銀行對A典當行的息費計算方式提出異議。某中院總結的本案焦點是:1、絕當後,典當行是否有權收取違約金,以及如何确定違約金的計算标準。2、絕當後,典當行收取每月3%的息費,應否支持?3、絕當日前,B未按時付息,典當行收取的罰息,應否支持?該中院的主要觀點是:絕當後,當戶對當物喪失了贖回權,典當行可依法或依約處置當物以優先受償自身債權,不存在再為當戶提供服務或管理當物的情形,故典當行無權在絕當後繼續收取綜合費,且本案中典當行獲得的違約金已經足以彌補其損失,故典當行在絕當後繼續收取3%的息費,本院不予支持。
  該判決的此段論述,既沒有按照合同約定,也沒有參考适用部門規章所确定的行業慣例,屬于一種任性的主觀判斷,理由如下:
  該判決認定絕當後,當戶喪失了贖回權。實際是,在當前的概念中,絕當僅是一個逾期不償還借款的概念,而不是當物歸債權人——典當行所有的概念;如果絕當後當物歸典當行所有,就不存在其他無抵押權的債權人還能就當物變現後的剩餘價款主張權利的情形存在;絕當的概念與其他有抵押擔保的借款一樣,就當物變現以後的價款,比較債權數額,采取“多退少補”的原則;在當物司法處置之前,當戶有權随時在清償債權以後,要求債權人解除抵押權以使當物恢複所有權的原始狀态。
  該判決認定,典當行不存在再為當戶提供服務或管理當物的情形。實際是,絕當後,典當行需要付出更多的人、财、物去對當物進行管理和處置,以維護交易的秩序,信守契約的履行。
  該判決認定,典當行無權在絕當後繼續收取3%的息費。實際是,《房(地)産典當借款合同》就絕當後息費的收取非常明晰确定,當戶履約狀态下典當行可以按照合同約定收取息費,當戶違約狀态下反而不可以收取合同約定的息費,反而僅能收取較低息費水平的違約金,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思維判定呢?
  該判決認定,本案中典當行獲得的違約金已經足以彌補其損失。實際是,本案中,違約金的收取,僅是典當行對于違約當戶的一種違約救濟手段,該種違約金,遠遠不能夠彌補典當行的損失:一方面,如果該部分當金+息費在歸還之後,典當行再行運用該筆償還的款項進行貸款,則其在此基礎上(本金+收回的息費)獲得的收益要高于當戶不還款(僅以本金為基礎計收)而收取的息費;另外一方面,違約金僅為當金息費收益的一半,何來違約金已經足以彌補其損失一說呢?
  裁決結果的不确定性助長争議滋生
  這種沒有合同與行業慣例依據下的任性的價值判斷或利益衡平,體現了裁判者不是不能對顯而易見的客觀事實進行清晰認定,不是不知曉合同的明确約定和部門規章的适用,而是簡單地根據自己的主觀感受假想出一個裁判結果,然後再根據該結果來演繹自己的裁判思維以及推理過程。該種價值判斷極大地損害了司法裁決結果的确定性,使得該種思維方式更無從把握和認知,使司法裁決成為“言出法随”的産物。
  本案是一個很簡單的案件,也符合一個很簡單的邏輯思維:如果不依據本案合同《房(地)産典當借款合同》來準确确定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的話,則本案合同或者合同中的某一個條款一定應該是無效、效力待定、可撤銷可變更,或者是未生效。而事實是,這份全行業都在采用的、符合《典當管理辦法》的合同文本,其中的每一個條款,全行業都在适用,符合部門規章的管理規範,不損害任何第三人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毫無疑問應該被認定為有效,一份被認定為有效的合同,法官就應該按照當事人之間的最高法律——《房(地)産典當借款合同》來認定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進而鞏固一個行業的生存法則和經營規則,并使該行業中的習慣誠信化,最終減少違約,減少争端。
  本案所揭示的問題是:法官裁判案件的時候,可以不按照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合同行事嗎?
  當前的争議确實越來越多,但是,越來越多的原因是什麼?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裁決結果沒有按照合同裁決,沒有尊重一個行業的慣例,對于法律的理解不嚴肅、不嚴謹、不一緻。而該種不嚴肅、不嚴謹、不一緻,很多時候不是認知上的差異産生的,而是由于裁判者的“自由”價值判斷造成的,是裁判者的非法律思維造成的。而這種裁判結果上的不确定性,使法官對于法律的理解更加不嚴肅、不嚴謹、不一緻,進而影響參加裁判過程中的所有當事人,再進而影響一個行業、一個群體,進而整個社會。如此循環往複,最終成為司法不權威的一項很重要的原因。
  對于一項争議解決的結果,當普通人員、當專業人士、甚至當司法者失去确定性的判斷的時候,一方面守約者對于争議結果會因不确定性的恐懼、擔憂以及無奈迫使其在争議解決的時候劍走偏鋒,另外一方面違約者對于争議結果的僥幸、獲利可能的企圖以及人脈的把控而故意違約、惡意訴訟以尋租獲利,最終會根本性地影響整個司法環境,污染司法環境,不信守契約者反而會大行其事。這也是當前争議頻發的一個重要原因。
  任性裁決與有效合同沖突,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
  本案中判決認定絕當(違約)後借款人不應再向上訴人支付利息及綜合費無事實與法律依據:
  首先,(絕當)違約後上訴人向借款人收取利息及綜合費是嚴格依據《典當借款合同》的約定收取的,此約定系《典當管理辦法》的規定,也是雙方意思自治的結果,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依法有效應予以尊重保護,且被上訴人亦未否定上述合同的有效性。因此,一審判決既違反了典當行業的管理規定,又違反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嚴重妨礙了當事人的契約自由。
  其次,絕當後,上訴人向借款人收取息費、違約金,是整個行業的生存慣例。典當行向中小微企業發放中、小額貸款,生存的基礎,就是利息+綜合費。對于典當行而言,它的正常運營需要投入巨大運營成本,絕當後收取息費是行業經營之需,是典當行業生存之根本。比如對于A典當行而言,是一個将近1000人的企業,僅管理着3個億注冊資本金的貸款,與1個銀行員工,就可以管理幾億甚至上百億的貸款相比,典當行就是依靠小額、快速貸款而生存的,其利息+綜合費用,自然就有其特有的行規。
  該判決比照民間借貸,錯誤的原因在于,一般民間借貸,就是個人對個人的貸款,沒有管理成本,沒有國家鼓勵發展的政策,沒有行業監管規則。而典當行業,自古以來,就有其獨特的生存法則。縱觀世界各國,允許典當行收取的綜合息費,全部都在月5%以上。中國已經按照貸款的門類,予以适當降低了,現在反而受到一審判決的不當幹預。該一審判決,幹預的是一個行業的生存與發展。
  再觀察金融行業的貸款利息,全世界,包括中國,對于貸款利息的上限都沒有規定。比如信托公司,在借款人借款期間,利息水平在15%-80%左右,在借款人違約以後,其所負擔的利率、罰息等綜合利率,普遍在30%以上,有的甚至達到了100%以上。而且,一筆信托貸款規模,一般少則幾個億,多的有十幾個億。
  絕當在當今形勢下已經演變成一個與傳統絕當含義完全不同的概念,雙方典當關系實際上就是有擔保的借款合同關系,合同确定的權利義務不應因絕當而消滅,相反隻要合同沒有完全履行就應受合同内容的制約,而不是像被上訴人所述當戶即有典當權利也有絕當(違約)的權利。如果按照傳統的絕當理解,則本案所涉房屋,應該歸上訴人所有,就不會有被上訴人的任何份額了。一審判決對于上訴人,采取“兩頭堵”的方式,一方面按照傳統絕當概念來理解息費的性質,一方面又脫離商事主體的合法約定、違背行業監管政策按照民間借貸來界定息費,置行業的生存與發展于何地呢?
  裁決結果與有效合同沖突的後果
  仍以本案為例,本案判決内容直接會導緻鼓勵違約違背誠信及公平原則:
  一方面,一審法院判決絕當後不應收利息及綜合費用,将導緻違約客戶無償使用當金的情況,使得守約客戶比違約客戶付出的成本代價更大,支付更多費用,從而鼓勵當戶去違約,此結果必将使典當行業無法正常經營,造成整個典當行業的毀滅。
  另一方面,典當行作為守約方,絕當後有權按約定繼續收取利息、綜合費、違約金,此種情況符合典當行業慣例,也是當戶辦理典當借款時認識、同意、接受、認可的。如果絕當後不允許典當行收取息費,結果隻能使守約方受損,違約方受益,此結果嚴重違背了誠實守信及公平原則。
  此外,該判決不支持絕當前上訴人收取罰息也違背了客觀事實。《典當借款合同》約定:“當期屆滿,借款人到期未還本或付息費續當,逾期每日加收典當借款金額的0.5%計付違約金……”可見,隻要是借款人沒有按時向出借人支付息費續當,就應按逾期日數每日以典當借款金額的0.5%向出借人計付違約金。
  不依據合同裁判,加入法官自己考量的所謂價值因素,而該種價值因素,很多時候是法官個人的樸素情感或倫理原因,使一個本可以确定的裁判結果變得撲朔迷離、不可捉摸,無疑是對法治最大的損害,也于無影無形中對合同法中的誠信原則,造成根本性的傷害,使本已經穩定的合同關系、交易關系變得動蕩不安,進而更可能引發後續的訴訟。這也是當前現實下,債權人利益很難得到保護的一個根本原因。也因此進一步促使債權人在進行交易的時候,吸取教訓、窮盡各種擔保手段、不斷推高交易成本,最終損害交易效率。
  法治的最大敵人,就是人們無從認知自己行為的後果,或者追求其認為可以确定的結果,因而因為該種不确定性而變得不安、變得恐懼,最終促使人們按照叢林法則去解決争議。有鑒于此,一個好的判決,應該具備如下功能價值:作為判例,可以提高社會對于類似争議的确定性判斷;鼓勵守約、打擊違約,減少類似案件的争議發生。反之,則個案裁判會五花八門,争議越來越多,誠信越來越差,效率越來越低。